隔离中的“互惠”原则：从数字媒体看新冠肺炎下的武汉

倪燕萍，亚太研究所，杜克大学（美国北卡州达勒姆市）
Morris Fabbri，科学与社会，杜克大学（美国北卡州达勒姆市）
张驰，杜克全球卫生研究所，杜克大学（美国北卡州达勒姆市）
Kearsley A. Stewart，全球卫生和文化人类学，杜克全球卫生研究所，杜克大学（美国北卡州达勒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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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生物伦理学期刊，第12卷 第4期 2020年12月
英文全文：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1649-020-00150-2

关键词： #生物伦理学，#2019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隔离，#互惠，#武汉，#中国，#社交媒体，#互利，#抖音

摘要：2003年非典（SARS）传染病的爆发促使隔离检疫回归并成为21世纪公共卫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以及其他新兴传染病的应对措施皆借鉴了2003年SARS隔离检疫的伦理学经验，却也遭遇了一定的挑战。随着全球各地之间关联和依赖的增强，新冠肺炎期间的隔离检疫措施也面临着崭新的，难以预计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越过关于隔离检疫伦理和国家权力问题的标准式讨论，而致力于探讨隔离政策下关键的 “互惠” 原则，以及其是如何在武汉隔离期间医护人员、志愿者和公民的行为当中体现的。我们将通过武汉隔离中的两个案例分析“互惠”原则：1）既作为必要工作人员又作为被隔离的公民，在医疗防护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剃发出征的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2）公民之间进行的，尝试填补国家援助政策空缺的互助团队。通过分析抖音和新浪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关于武汉隔离的内容，我们得以理解人们如何定义和回应新冠肺炎期间的伦理义务和法定义务。我们并不意外地发现，从2003年SARS中归纳出的隔离相关伦理原则并不充分适用于新冠肺炎。不论是应对传染病的措施，还是各种措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都需要适应现在的数字媒体时代。在全球多地仍在应对新一轮新冠肺炎爆发的当下，我们在本文中分享一些观点，力图为政府，医院官方，以及普通公民阐明和增强“互惠”原则。